明中叶的汉口，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，它不仅是长江中下游淮盐的最大集散地，也是大批盐商、运丁聚居的第一大码头。而这里的盐商不论从文化情趣还是从生活方式均追求模仿淮安、扬州的商人。对此，《汉口丛谈》有记述：

汉上盐龌盛时，竞重风雅，四方往来名士，无不流连文酒，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，为公宴处。每当雅集，相与覃研诗词，品论书画，时或舞扇歌裙，浅斟低唱，大有觞咏升平之乐。

其中徽商巴慰祖(莲舫)堪称汉口盐商中第一“风雅领袖”，著有《藻阁集》。与同时期的天津查氏(查日乾父子)、扬州马氏(马曰王官兄弟)齐名。《汉口丛谈》说他“风流坛坫，海内共传”。当时各地来汉口的文人学士，“无不相推侨札之好，一时题襟雅集仿之”。乾隆五十年()，巴莲舫与彭堇门主集红薇山馆，同会者人，文酒笙歌，尽欢而散。在巴慰祖等人的提倡下，汉上文人雅集频仍。嘉庆十二年()有《新雨联吟》问世，所收自春迄冬凡集，唱酬前后达余人。除了巴慰祖，汉口其他商人也多风雅好客。如歙人鲍兆瑞，贩盐于此，尤其雅好诗咏，每当“春季花时，必高会吟朋，觞歌竞日”。商人巴树蕃，涉猎经史，尤好诗词，每遇别人诗中有佳句，则低徊讽诵，一往情深。商人吴仕潮，善于作诗，尤其善长五言，他本性好客，家中诗界的朋友常常满座。另外徽商洪檀构筑了一座“淮园”，园内轩窗窈窕，楼阁深沉，颇绕花木之趣。这是他在经商之余，以诗会友的地方。乾隆二十六年()，积雪乍霁，洪氏“折束相邀”诗界和商界朋友登阁赏雪于梅香竹影间，直到半夜才散。在青史上留下一次有名的文人、商人的雅会。正是由于商人所好，“骚客词人，书家画手，莫不争自励淬，羽翼附庸”，以致汉口文风蔚然兴起。

据研究可以看出，仅明清两朝由徽商署名创作刊刻的诗集已数不胜数。其中歙商黄长寿的《江湖览胜》、黔商胡际瑶的《浪淡斋诗稿》、婺商董邦直的《停舸诗集》、休宁商许竹斋的《壮游》、《归兴》等等都很有名。由于商人四出为贾，周游天下，每遇山水名胜之地，或吟诗，或作画，以寄兴。又由于他们远离家乡、亲人，往往以诗词抒发离怀别情。因此在这些商人诗集中并不乏传世之佳句，试举一二。绩溪商人章献钰，偕同母舅一同运盐销于武林，家境稍裕。一天，与友人谈及家事，愀然不乐，早早辞归，写下了“戏彩思鹤发，衔杯泣雁秋”的诗句，思亲盼归之情跃然纸上。另外侨居扬州的盐商方土庭有《新安竹枝词首》，描写当地风习。《歙事闲谭》认为，读之“使人如游其地”。另外在浙江的中南部，兴起的龙游商人也颇具儒风，学贾而不废读者比比皆是。如书贾童佩著诗三卷文二卷，明代硕儒王稚登在《童子鸣集》序中称赞他的文笔“念思峭绝，寄情幽远，风旨才调复绝。”这些诗词表达了商贾诗人的胸臆情愫，抒发了他们的思想感情，概括了他们的生活经历，是值得后人玩味讽诵的。

商人与书画的发展也有广泛的联系，尤其是诞生于清初的“新安画派”、“扬州画派”更与新安、扬州商人有着密切关系。因为书画同样是商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，书画与诗词一样往往是有感而发，以抒情寄兴。但与诗词比较，史书中关于商人书画的记载较少，故而在此仅简略介绍一下：

新安画派，笔法清淡简练，构图明快秀丽，气质清高悲壮，曾在画界独树一帜；对后世绘画技巧影响很大。尤其清初出现于徽州的徽派版画，也因刀法或细如毛皮，柔若绢丝，或粗若鸿沟，壮如山脊而显得多彩绚烂，从而在版画界享有盛名。以扬州八怪为首的扬州画派，泼墨为骨，以形写意，独树一帜，不随俗流。这些成就均与商人的推动和支持分不开的。

首先，徽州、扬州都是当时商业最为发达地区之一。作为商业中心，文化市场也很发达，学术空气也最活跃，使书画家有驰骋灵感的广阔天地。另外一些大盐商本身也有学术气质，他们酷爱艺术，聘请画家来到自己的园林，提供观赏、食宿以及临摹名迹的条件，让他们尽情琢磨，尽情挥洒，从而创造出许多名世佳品。一旁观画的商人们，耳濡目染，兴致所到，亦会勾画几笔。对于画家的作品大多为富商大贾所收藏。因此明朝的万历年间在徽州就产生了一批热衷于经营字画、版画的画商、书商，形成了一个以商养画，以画助商的时代性格局。

其次，刻书、贩书业的兴旺，促进了版画的发展。徽州曾是全国四大刻书地之一。尤其是一些小说、戏剧刻本，书中多配有插图，这些插图本身即是一幅幅精美的版画作品，不仅质量高，数量也多。因此，万历时有无剧不图，而“刻图必求歙工”的说法。

第三，一些商人经商发财以后，物质享受应有尽有，为追求精神寄托，以书画为消磨时光的手段，同时也是标榜风雅的一种方式。如扬州商人查士标、孙逸、汪之端、江韬等的绘画，自成一派，号称“海阳四大家”。以其独特的风格为徽州商人文化增添了光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