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：他在汉朝的功勋就差不多可以和古代的周公、召公、太公相媲美。庶几，差不多。“则庶几哉”四字中华本标点为与上句相连，以为韩信若能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己能，那就差不多行了。其意不美。

血食：指享受后世子孙的祭祀。

“而天下已集”四句：按，这是司马迁为揭露刘邦、吕后的阴谋，表明韩信之冤，故意写的反话。集，安定。

太史公说：我曾经到过淮阴，淮阴的人们对我说，当韩信还是百姓时，他的志向就和一般人不一样。他的母亲去世，家里穷得没钱发丧，可是韩信还是寻找了一个又高又开阔的地方做母亲的墓地，让这个坟墓的周围日后能住下万户人家。我去看了看他母亲的坟墓，情况果真如此。假如韩信当初能学点谦让之道，不以功臣自居，不夸耀自己的才能，那么他在汉王朝的勋业就差不多可以和周朝的周公、召公、姜太公这些人相媲美，并能传国子孙，永远享受后代的祭祀了。可是他不这么做，而是要在天下局面已经安定的时候图谋造反，最后使整个宗族被灭，这不是罪有应得么！

张释之冯唐列传

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是一篇合传，司马迁将他们列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向汉文帝犯颜直谏，有古大臣之风。

作品表彰了张释之、冯唐忠于国事，坚持原则，为纠正帝王的过错而勇于据理力争，不怕批逆鳞、捋虎须的精神。对于张释之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坚持原则。他敢于扣留并弹劾违反法令的太子与梁王，敢于在文帝盛怒而授意严判时依法判案，敢于在文帝面对自己的陵墓感伤于生死之际时提出薄葬建议。对于冯唐，作品中仅写了他的论将帅而批评文帝“法太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”。他们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不正是大臣应该具有的素质吗？与此同时，这篇作品也赞颂了汉文帝的宽厚容人、勇于纳谏。正当他听廉颇、李牧的事迹而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冯唐当众泼了他一头冷水，说他即使得到了廉颇、李牧这样的将才也不能用，他当时气得拂袖而去，可过不多久还是把冯唐叫进去细问根由。这种气度不也正是帝王应有的品质吗？汤谐曰：“一边写二君质直不阿，一边写孝文从谏若流，君明臣良意象，洋溢楮上。”（《史记半解》）确实，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表现了司马迁所向往的理想的君臣关系。

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还有一层与《酷吏列传》相对照的用意。张释之做廷尉秉公执法，他说：“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。”决不因人主的喜怒而滥用法律；而酷吏杜周在有人质问他何以“不循三尺法，专以人主意指为狱”时，他回答道：“三尺安出哉？前主所是著为律，后主所是疏为令。当时为是，何古之法乎？”相比之下，张释之、冯唐与汉文帝的思想境界之高更是令人钦敬，而酷吏与任用酷吏的汉武帝则令人厌恶。

这篇作品也隐隐流露出司马迁对自己经历的感慨。他在写冯唐为魏尚进言时，一定想到了自己为李陵的进言，可是结局却是天差地别。正如姚苎田所说：“方史迁为李陵进说之时，与冯唐称魏尚何异？乃一言未察，刑祸随之。而迁可为陵明心迹，谁复为迁讼隐情？此无他，顾忌既多，偏颇顿极，市道之交，转相惩戒而莫之非也。故于赞中特撮出释之之称长者，冯唐之论将率，叹其称诵朋友为王道公平，可谓极慨想之深情，尽揄扬之能事者矣。”（《史记菁华录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