虞南曰“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？光武之

虞南曰：“此二帝皆兴复先绪，光启王业，其名则同，其实则异。何者？光武之世，藉思乱之民，诛残贼之莽，取乱侮亡，为功差易。至如少康，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。藐然遗体，身在胎孕，母氏逃亡，生于他国。不及过庭之训，曾无强近之亲，遭离乱之难，庇身非所，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，遂成配天之业，中兴之君，斯为称首。”

后汉衰乱，由于桓、灵二主，凶德谁则为甚？

虞南曰：“桓帝赫然奋怒，诛灭梁冀，有刚断之节焉，然阉人擅命，党锢事起，非乎乱阶始于桓帝？古语曰：‘天下嗷嗷，新主之资也。’灵帝承疲民之后，易为善政，黎庶倾耳，咸冀中兴。而帝袭彼覆车，毒逾前辈，倾覆宗社。职帝之由，天年厌世，为幸多矣。”

夏代的少康和汉代的刘秀，谁更值得称道呢？

虞世南说：“这二位帝王都能复兴先人事业，并使功绩发扬光大。中兴之名相同，实际上有所区别。为什么呢？刘秀借治乱安抚民心，诛灭民贼王莽，乘混乱打败亡命之徒，比较容易。少康时，夏氏灭亡已有二代，祖先的遗业尽失其母怀着他逃亡在外，生于异乡。没有父辈的教诲，没有强大近亲的保护，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中长大，但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中奋起，成就帝业，在中兴君王中可称第一。”

后汉衰落混乱，是由汉桓帝、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导致的，那谁的责任更大呢？

虞世南说：“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政，胡作非为，盛怒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，可见其刚毅果断的气势，但从此开始了宦官的专权、‘党人乱政’的局面，这些朝政动乱不是汉桓帝的原因吗？古语说：‘民不聊生，天下哀号，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。’汉灵帝登基后，国衰民疲，正是善政之机。百姓盼望着重整朝纲，但灵帝重蹈覆辙，使宦官以‘党锢之祸’的罪名残害忠良，导致国破家亡。手掌帝位的人却把国家推向毁灭的境地，虽只活了34岁，但没有死于非命，已够幸运的了。”

古语有云：“仁义不施，则攻守之势易也。”处于君王之位，必须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君王的德行。历史上的君王都拿自己与贤德的明君相提并论，希望能够流芳百世，恩泽千秋，但客观的历史条件又往往使他们的愿望落空，甚至得个昏庸无道的恶名，落个国破家亡的结局。秦始皇残暴无度，才成就了汉高祖刘邦的丰功伟业，可谓乱世出英雄；稳定的统治时期出现了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；渐趋衰弱的汉末又出现了昏庸的桓、灵二帝，由于宦官专权，皇族无能，导致了汉末的黄巾军起义等。所有这些，不仅仅与君主的德行有关，也与时势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。

魏晋人杰 评说得失

自炎精不竞，宇县分崩，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刘玄德凭蜀汉之阻，孙仲谋负江淮之固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皆肇开王业，光启霸图。三方之君，孰有优劣？

虞南曰：“曹公兵机智算，殆难与敌，故能肇迹开基，居中作相，实有英雄之才矣！然谲诡不常，雄猜多忌，至于杀伏后，鸩荀彧，诛孔融，戮崔琰，娄生毙于一言，桓劭劳于下拜。弃德任刑，其虐已甚，坐论西伯，实非其人。许邵所谓‘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’，斯言为当。

“刘公待刘璋以宾礼，委诸葛而不疑，人君之德，于斯为美。彼孔明者，命世之奇才，伊、吕之俦匹。臣主同心，鱼水为譬，但以国小兵弱，斗绝一隅，支对二方，抗衡上国。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，骋其长算，肆关、张之武，尽诸葛之文，则霸王之业成矣。

“孙主因厥兄之资，用前朝之佐，介以天险，仅得自存，比于二人，理弗能逮。”